沙丘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一，一个王朝的坍塌并非因为一时之患
“公元１５８７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段朴素舒缓的文字是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英文名：１５８７，无关紧要的一年）开头，小说的风格。不过，很快你会发现，如果你是随意漫读且对明清历史没有兴趣的话，难以继续阅读下去。故事拖沓枯燥，人物古怪无趣，同小说相比毫无精彩之处，你甚至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说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你跟不上作者节奏。他的文字像优雅的羚羊，跃动的弧线，跨度很大。情节有些松弛，戏剧性的冲突几乎看不到。这不奇怪，因为这其实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述性著作，素材来自不同的史料，而且都是考证过的，自然不会如小说般天衣无缝，跌宕起伏。书中很多配角你是陌生的，但是，显然他们都是当时的大人物。作者出于主题的要求只好对他们吝啬笔墨，处理成样板戏中的匪兵甲、匪兵乙，匆匆而过。当硬着头皮读完一章，你以为接下来会容易些，结果头大如斗。时间竟然重新来过，人物和场景都换了；又或者，情节是延续的，但是主角变了。你一定以为走错了房间，又如同看了一部翻拍的电影。这还不算，书中的内容广泛庞杂，涉及到经济、道德、人际关系、监察制度、后宫的嫔妃恩怨，还有军事，韬略和战术以及哲学等差不多所有的社科领域。
就像当初书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的理由一样，《万历十五年》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不伦不类。好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慧眼识金，否则我们万难看到一个腐朽王朝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是如何漫不经心的。
当然，只有通读至少一遍之后，才能透过漫不经心的表象，看到触目惊心的本质。如一个濒死的老者，目光呆滞地看着儿孙们讨论分割家财，他举起干瘪的手臂，张了张嘴巴，讨口水喝，可惜无人理睬。万历十五年的大明王朝就是凝固在这样的瞬间。正义被既得利益者们放逐，力量在内耗中衰竭，民怨在压迫中积累，道德在伪善中沦丧，军备在腐败中松弛。只有律法还是老样子，像酒肆门前褪色了的幌子，随风摇摆。总之，当时世界的最伟大王朝已经变得徒有其表。
只要有耐心，作者的白描画很容易看懂，要深刻领悟其中的道理，掌握作者的分析方法还是有前提的，起码应该清楚明清两朝和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对书中重点诉讼的六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要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显然这还不够，因为貌似写人而实际是对明清两朝社会全面批评的《万历十五年》，还触及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儒家之道，以及华夏文明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之久的原动力，以道德治国的文官制度。如此说来，要透彻领悟这部传世的恢弘之作并熟练运用其倡导的“大历史观”，非熟悉中国通史及其政治制度、科举制度、道德体系、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秩序不可。
能做到如此博学当然很好，可惜这不是一般读者能达成的。但是这不意味大多数人怀珍若帚，放弃这部书。毕竟，这里会告诉你中华文明是如何衰落的，甚至于，它还会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怎么做才能避免覆辙。有一个临阵磨枪的办法，预先准备好几部辅导教材，比如《明史》，比如作者的另两部著作，《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再比如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或《国史纲要》，哪怕有一套柏杨先生著作的通俗小说般《中国人史纲》也是好的。遇到困惑的地方就翻阅到辅导教材的相关章节查证。进展可能缓慢，而一旦通读下来，就会豁然开朗。其中一个道理尤为深刻，如果一个国家的强大无法一蹴而就，那么，一个王朝的坍塌也绝非因为一时之患。１５８７年，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一年，甚至在历史长河中可以抹掉或是忽略不计，其实和前后的某一年一样，注定了大明王朝的死亡。
当你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的时候，耳边一定会响起缓慢却沉重的脚步声……
二，大历史观的作用
《万历十五年》这部像小说一样的学术著作，不但是研究万历一朝的专著，还是一部方法论。一旦能掌握，完全可以拿来观察其他朝代，特别是与世界各国正式交往后的明清两朝。这种方法，黄老先生称之为大历史观，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到三五百年进行观察。“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我自己的理解是，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把某个基点的历史，既可以如作者选择的万历十五年，也可以是更长一段乃至几个朝代的历史，置于同时期世界历史中进行比较，再推后至三五百年，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法律概念进行分析的一种开放式观察方法。
大历史观像一架以史为鉴的望远镜，能让研究者看到未必细致甚至未必精确却一定更全面的景象，容易把握住历史主脉络，也可以对未来，现代人的未来进行大致的目测。但是做为研究者须要注意的是，你之所以能看到更多，是因为你站得更远，站在了万历皇帝的四百多年后，所以你不能强求他具备和你一样的胸怀包括历史责任。例如１５８７年，万里之外的大英帝国正式迎战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转年战而生之，从此领导世界。又一百年，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光荣革命，领导人类走向新纪元。这些事实，大明王朝浑然不觉，万历皇帝并不清楚自己正在错失历史机遇。他或许清楚自己的浑噩，以为无关紧要，但是未必能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他的带领下，正在背离光荣的历史。
如果牵强对比明清两朝君主的话，仅就历史责任感而言，万历皇帝最多负有不察之责，不加分。他在位时期，与葡萄牙东南沿海之战、抗日援朝之战都取得了不菲战绩。而大清的皇帝们，乾隆以下，自道光算起，各个都难逃历史罪人的指责。他们在明知民族文化已然落后的情势下，仍然死守祖宗之法，不能因势利导，没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困境，尽管在不伤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们也做过一些改良的尝试。显然，后者的危害更大，现实意义也更为深远。
但是，中华文明的衰落却不始于清，早在１４３３年，宣德八年，郑和下西洋被迫结束时，西方诸国追赶的身影就堪堪比肩了。明王朝出于财政考虑放弃制海权，实行“片板不得出海”的禁海政策。五十年后，改变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中国人第一次缺席了世界舞台，这一刻就注定了衰落的命运。
三，大历史观眼睛里的明王朝
仅就史实而言，《万历十五年》展现的和历史典籍的记载并无明显差别，还是那些不争气的事。但是通读下来，结果大不一样。在黄仁宇先生的笔端我们找不到大奸之人，王朝坍塌的罪魁祸首，比如严嵩比如魏忠贤。万历也不是昏庸的样子。而大忠臣，比如戚继光，没有忠臣孝子那般伟岸和荣光。普通人的毛病他也有，甚至奸佞小人的身影也偶尔一现。是的，这就是分析方法的差别，大历史观不以当时的道德眼光评价历史人物。
以作者的分析，大明王朝走到万历一代，已然失去了局部改造的可能性，其主要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律。
道德代替法律、代替制度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毒瘤般的奸臣必然登上舞台，没有严嵩也有稀松，没有魏忠贤也有魏奸贤，没有万历也能造出一个万历。比如接任严嵩首辅位置、原本忠臣的徐阶，随着位置变化，权力增大，鱼肉乡里的行为丝毫不比前任逊色，甚至过犹不及。据明史记载，徐阶退休后曾被乡民以侵占田产罪状告到海瑞任巡抚的应天府。据说，徐阶名下田产高达四十多万亩，如此数目太骇人听闻，未必据实，但是被清算后的土地也高达六万亩，大贪官严嵩有多少田地呢，不足三万亩，不到忠臣徐阶的一半。这是忠臣变成奸臣的例子。
下面是造奸臣的例子，明明没奸臣，大明王朝却可以生生造出一个。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贤相，现代中国人推崇备至的张居正，执政十年延长了大明王朝五十年寿命，业已奄奄一息的王朝在他一手调教下，竟然透出一口气，鲜活了过来。但是他的改革措施、用人之道不可避免地伤及了同僚利益，在他死后不到半年就被清算。家产被抄，儿子自杀，他自己险些被拉出来鞭尸。随机，他力主的清丈土地政策半路夭折，弊端丛生的旧观一一复燃。至于张居正最后的罪名，和那些大奸臣一样，独揽朝纲，欺君罔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的以德治国，至明代而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仁爱道德至极的王朝，产生的冤案数量、冤案质量也创造了两千年至极，比其他王朝加起来还重。于谦、袁崇焕、熊廷弼，加上张居正。明王朝至少四次自毁长城。
有一个人倒是给明王朝的道德脸面争了光，海瑞。
如果万历一朝还有清官，只有一个，海瑞；如果再想找出完全符合道德标准的官吏，也只有一个，还是海瑞，他是他母亲用道德的卡尺生出来的。
海瑞出道不久就因直谏嘉靖帝炼丹求道、大修土木而入狱，嘉靖几次想杀而后快，最终留下一句话，海瑞是比干，朕不是商纣王。海瑞复任不久被升迁，在查处前首辅徐阶侵占乡里田产一案时被弹劾。七十二岁再被启用，委以虚职。屡次谏言不果，请辞不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海瑞一生清贫，死的时候身无一文，竟无钱办丧事，是朋友们帮着发丧的。他之所以屡被任用，又不被重用，死后还被追封为太子少保，不是皇帝想以他为利刃，切除帝国的毒瘤。而是拿他当一席遮羞布而已。
嘉靖、隆庆、万历祖孙三代并非各个都是笨蛋，都未发现大明的病根所在。恰恰相反，以他们的才智，想必意识到了更严重的后果，一旦根除业已扩散的毒瘤，大明王朝势必随即而亡。即所谓“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的悖论。他们能做的或是强身健体，如推行一条鞭法，或是尽力限制毒瘤的增长速度，用道德说教为救命稻草约束官僚们贪赃枉法。而道德一旦具有实用性，约束了皇权，威胁了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反过来又会替道德清君侧，让道德重新虚无缥缈，重新成为无本之源。所以，具有厉法和道德双刃剑象征的海瑞只能被高高挂起，主张道德不应扭曲人性的李贽必须自杀，还有更早期的王阳明，郁郁而终。
处置严嵩、魏忠贤，也不代表皇帝们在自觉地切除肿瘤，说到底不过是权力之争，皇权和相权、廷权之争。至于处置他们的借口，像处置故去的张居正、老迈的李贽一样，总能在道德的宪法中找到合适的条款。这类条款除了无法施加于海瑞等极个别高洁之士，对绝大多数官僚都会适用。唯一的积极作用。只有杀一儆百的恐吓了，却与制度无关。
总而言之，不管最高统治者是真心想以道德治国，还是虚以委蛇主观上就想早日葬送祖宗基业，客观结果都是一致的。社会只能靠两个极端自然发展，一端是满嘴的仁义道德，另一端是人的本能欲望。两者之间就像官僚阶层和民众阶层一样相互脱节，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程序，自生自灭的样子。
四，漩涡似的怪圈
当一个社会再无局部改造的可能性时，只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风化成原始的形态，比如东周风化为春秋战国，再一个结果是被外来势力改造。明王朝身边刚好诞生了一股新生力量，文化落后但组织有序。但凡万历之后的社会有一定凝聚力的话，仅仅靠相对先进的文化或许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不料大灾之后出现一个李自成，清王朝自然而然地闪亮登场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来自《诗经. 大雅. 荡》，意思和虎头蛇尾差不多，毛主席批注明史的时候引用过。想必对清朝也适用。初期的清王朝比初期的明王朝伟大不少，否则今天共和国的版图会萎缩很多。即使清中晚期比起明朝中后期也强很多，财政收支有余、皇帝勤政，没那么多冤案、那么多奸臣阉党，但最终没能走出明王朝的怪圈，甚至更惨。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两千年来从未间断过。
两千年来，有两点没有变，一是道德治国，二是中央集权。对比其他国家，都是这两点改变之后走向文明社会实现富民强国的。
道德治国最大的问题是与实际相脱离，不承认人的利己性、趋利性，进而也就丧失了对社会的组织作用和管理功能。如果世界存在绝对真理的话，这个真理应该叫实事求是。而两千年间的所有朝代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严重点说都是用乌托邦理论指导实践。当然，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道德，仅仅用法律治理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至少，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样板。黄仁宇先生也没这样主张，他的原话是，“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万历十五年》描绘的政治形态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混乱状况有相似之处，法律条款各有各的解释，常和道德纠缠一起，皇权和相权扯不清，大臣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但是仅限于此，英国最终诞生为一个新国家，而明朝把国家争执得灭亡了。除了文化和地理的差异外，最重要的区别，我想还是道德。这或许是朱元璋的成功，靠道德约束住了士大夫们没把他那些懒惰的后代，要么炼丹，要么几十年不上朝，要么后宫里做木匠活的家伙们赶下神坛。可惜后来的慈禧太后没这么贪玩，否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没准儿会搞出一个君主立宪来。
如果历史的结果都是必然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以道德代替法律就会产生中央集权，进而决定了中国就不会产生资产阶级革命。
《万历十五年》中的六个人物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申时行，他委曲求全，努力平衡、安抚各方争执势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力求社会安定和他自小受熏陶的文化能永垂不朽。甚至不惜歪曲真相，如冤枉故太师张居正，不惜牺牲包括自己在内的官员利益和帝国利益，比如请辞回家，比如终止土地清丈。只要能王道乐土，大家相安无事，他想象中的国泰民安。其实万历皇帝的身上同样具备这种即使今天看来也有病态美效果的特质。他最终顺应了大臣要求，违心立储，册封自己不爱的女人为皇后，条件是请假二十年。我想那二十年应该叫煎熬，或者窒息。
海洋诸国英姿勃发的时候，万历一朝老守田园，靠崇高的意识形态追逐着祖先的荣耀和梦想，这目标后来是实现了。一百多年后，郎世宁为乾隆爷绘制了一幅涟漪不惊的油画，一个平静如水的皇帝高高在上，一批谦恭的大臣伏在地上，宫外是一群勤劳却压抑住欲望的民众。
问题是，这样的国家有未来吗？
就像黄仁宇结尾的一段话，“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相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相关话题
赫达•莫里逊的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摄影集的汉译本，书题被译者改成一个不错的名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