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赫达•莫里逊的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摄影集的汉译本，书题被译者改成一个不错的名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赫达·莫里逊娘家姓哈莫（hammer），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父亲是个出版商。或许是出版业务总归与摄影有些瓜葛的缘故罢，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就有机会开始摆弄起一架照相机，由此影响到其后的一生都对摄影发生执着的兴趣，而最终成为摄影大家。赫达·莫里逊的家里后来曾经送她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的医学院去攻读，但她不久就说服家人，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摄影师的生涯。
赫达二十四岁那年（一九三三年）偶然在一份摄影杂志的广告上发现，中国北京的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哈同照相馆正在征召一名会讲英、法、德语的女摄影师。她认为这个职位非己莫属：她会操这三种语言，她的施瓦布地区的出身——当地人在德国以刻苦耐劳著称，而且她还是个女性——估计老板的盘算是可以少付些薪水。结果不出她的所料，北京的照相馆果然相中了她。
那个时代的中国，对于一个德国年轻的单身女性来说，实在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她只身离开德国前来中国的时候，家人对她的远行多少有些担心，结果送给她一把防身的手枪和一把雨伞，然而她却在东去航行的船上将它们扔到大海里，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柔来福来的双镜头反光相机。
赫达其后十三年里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就是靠着这架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拍摄下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留给后人嗟叹其其珍贵价值的照片。题头的照片摄于一九四一年，正是当年赫达·莫里逊风华正茂的身影。
她在哈同照相馆里管理着十几号中国伙计，京城里无拘无束的生活使她渐渐喜欢上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她在京城里的生活尽管并不富裕，然而却甘之如饴。
五年之后的合同解约之后，照相馆的东家深知她的手艺高明，唯恐她另起炉灶夺了生意，于是力逼她回到德国去。但这时的赫达已经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经过友人的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她的生活也曾经相当拮据过一番，但随着她的摄影技艺被人认可，客户逐渐向她定购各类有关中国的专题照片，她就这样在京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四ｏ年，她与阿拉斯泰·莫里逊相识并结婚。阿拉斯泰在中国出生，他的父亲是有名的英国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里逊。乔治·莫里逊曾经周旋于以洋务著称的士大夫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还曾入幕袁世凯帐下，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繁华于世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莫里逊命名，可见其风头之健。我推想，赫达·莫里逊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眼光不无助益，尽管此时乔治·莫里逊早已离华，赫达·莫里逊仍旧以独立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生活。
一九四六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莫里逊夫妇决定离开中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移居沙捞越，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离去，在此期间她曾经为马来西亚担任摄影工作。一九六七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坎培拉。
莫里逊夫妇离开了中国之后，中国的大门再次向外部世界关闭，直至三十年后重新开启。此后，赫达·莫里逊曾经两度回到她阔别三十多年的京城。
她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住在澳大利亚。一九九一年，赫达·莫里逊逝世以后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用作展览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她最后定居的澳大利亚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而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共十三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她在一九五ｏ年之后到一九八五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予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赫达·莫里逊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george kates）的《丰腴年华》（the years that were fat）一书就选用了赫达·莫里逊的摄影作品，而她自己最重要的一本摄影集便是上面提到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一九八五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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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便门

北京西四牌楼

景山与三座门

故宫角楼

齐化门冬日雪景

大栅栏

景山北眺

食摊上的年轻妇人

冰山健叟

尼姑

修女

古玩商

香客

掏姐姐的荷包

女居士

承德的小男孩

风靡一时的皮影戏

午门前

千层底布鞋

冰糖葫芦

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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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哈尔滨老电影院的话题几年前就想写了，每次提笔都酸楚而沉重，资料不全，一些口碑相互矛盾，早期的几家影院建筑大都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像枯死的树，随便一阵风都能吹折的样子。我以为这不仅是轻视历史，还意味着对未来，城市的品格漫不经心。而这些一旦支离破碎，哈尔滨也就成了单纯地理意义的符号。

考布切夫和他的电影院

图表 1 1905年的中央大街

1905年秋天，随着日俄停战，沙皇政府一纸令下，因战争仓促征集的帝俄军人就地转业。转业命令下达同时再次重申，退伍军人如果不回家乡，就地在远东定居，政府提供免费居所和可无偿使用十年的土地。若是经商，除免除税赋外，可以获得分33年偿还的贷款，此前拖欠的税款也一并免除。命令一下，哈尔滨顿时成了数万退伍兵的集散地。泥泞不堪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手中已无武器却一身军装的转业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决定留在这里，只是从事什么生计还没拿准，种地？做生意？还是当工人？

从军记者潘.瓦.科勃采夫①不担心转业后的生计，他在家乡阿尔马维尔就经营一家兼作小电影院的照相馆。这种新玩意儿新兴城市想必更有发展，科勃采夫对此很有信心，他甚至连经营地点和名称都想好了，只是在付诸行动之前他想更了解这座城市。这天下午，他沿着中国大街，漫步到了松花江江岸。当他登上低矮的江堤，一条宽阔的大江映入眼帘，他忐忑的心立刻化作惊喜。这不分明是家乡的顿河吗！一样的平缓，一样的宽阔，连江心的小岛也一样的美丽。那一刻，科勃采夫看到了一抹亮丽，他后四十年的人生。

科勃采夫看好的店址，就在他刚走过的当时叫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与石头道街（现西十二道街）交汇的路口。随后的事实证明，科勃采夫的选择实在睿智。这个地段当时看起来虽然破烂不堪，几年之后却成了哈尔滨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1905年12月25日，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中国第一家②时称科勃采夫电影戏园的电影院开业③。据学者李述笑考证，电影院可容纳百名观众。每张门票售价5卢布，人满为患时加卖的站票也要1卢布。每天下午四点至晚八点放映三场。正常情况下，电影院日平均收入可达500卢布，效益相当可观。

电影园开张不久，科勃采夫把全家迁至哈尔滨。

①科勃采夫全名叫潘捷列依蒙.瓦西里耶维奇.科勃采夫，关于他名字的中文翻译，有多种译法，即使同为官方代表的《哈尔滨市志》和《黑龙江省志》也不尽相同，前者译为高布切夫，后者称考布切夫，而李述笑等方志学者又译为科勃采夫。至于全称，也是李述笑的翻译，故本文采纳李述笑译法。

②关于谁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的问题，近年来一直争执不断。一般性的说法是西班牙商人雷玛斯1908年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与乍浦路口搭建的虹口活动影戏园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但是很多城市史志学者认为并非如此。天津有“权仙茶园”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一说。当地学者称，早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8日，这家茶园就正式放映电影，并命名为“权仙电戏园”。昆明也有一说。据载，昆明“水月轩照相馆”主人蒋楦于1905年2月专门建造的电影场，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而北京学者认为1907年在北京长安街建成的平安电影公司才是中国电影院的鼻祖。不过，《黑龙江省志》相关记载比上述说法时间更早，更翔实。自1899年起至1906年，哈尔滨市仅官方性质的铁路局就建有6座或专门放映电影院或间接放映电影的俱乐部，即：1899年1月中东铁路局建立的香坊铁路俱乐部，1901年中东铁路局在道里建立的临时铁路俱乐部，1902年俄国人在埠头区商务街建立的商务俱乐部，1903年6月俄人希尔科夫建立的兆麟公园剧场，1904年1月俄人在道里区建立的道里剧场，1906年中东铁路局建立的阿穆尔军人俱乐部。

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些细节或许对于学术是必要的，但是于文化其实并无大碍，只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就能够警示当今的国人，在上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世界文明已经进入并影响了中国。1949年以前，中国与世界处于自然连通状态。而哈尔滨，因为殖民地的关系，这种连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

③据李述笑考，科勃采夫电影院的原名称叫“科勃采夫法国电影院”。房子属于犹太商人萨姆索诺维奇的私产。现今很多资料又称这座电影园名称为“依留季昂电影院”。这是把创办于1906年位于中央大街与上游街交汇处的依留季昂电影院与科勃采夫电影院混做一谈。而科勃采夫电影园的开张时间，哈尔滨史学界也有两种意见，其一是《哈尔滨市志》和《黑龙江省志》记载的1902年，其二为学者李述笑、孟烈所言1905年，两种说法均未注明出处。我之所以采用后者说法，一是李述笑之前也称科勃采夫电影院创办于1902年，但是这两年改口称1905年，想必获得了新的证据。其二根据当时形势推理，1902中国大街刚开始分段招商、租买地号，即使科勃采夫此刻已经来到哈尔滨，想必也难以在尚且荒凉、底层中国人扎堆的地方经营一种先进到只有个别洋人才清楚的新玩意，要知道那时候连照相、拉洋片还是绝对时髦的东西，很多中国人担心被吸走魂魄而不敢尝试。何况日俄战争期间，科勃采夫是随军记者，不可能有时间照顾生意，那时候放映电影又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除了他自己怕是没人能胜任。故，1905年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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