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q, 2008-07-19,
专栏
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水浒传》，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系统。不过，便是这本《水浒传》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账。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鼠两端。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种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D，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水浒传》，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指《水浒传》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水浒传》。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象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了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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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q, 200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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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某县有个叫叨尔磴的地方。叨尔磴人的口音，便在当地，也被认为特别“侉”的。但他们自己觉得——那一带流传的一个笑话说——“我们叨尔磴人就是‘二’字说不好；要是‘二’字说好了，就是北京话了”。
其实他们说的蛮有道理。要解释这一点，得讲上些枯燥的话：老早的时候，北京和东北人讲的都是幽燕话，金辽元三代，这里和中原多少有些隔离，在女真话、契丹话和蒙古话的影响下，方言相对独立地发展，那时辽东话和大都话的区别，只是前者受女真话影响大些，后者受蒙古话影响大些。河北、山东人第一次大批闯关东发生在元明之际，这一期的东北方言里面，就增加了山东话的成分；而北京在明朝成了都城，外地来做官的，开店铺的，当兵的，打工的，把各自的方言带到北京，特别是山西话，安徽话和南京官话，影响至今还有痕迹，明朝这时的北京话，就和东北话有些不一样了。等到了清朝，几十万旗人进北京，又带来了辽沈话，慢慢和原来的明朝北京话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京腔。所以东北话和北京话没法儿不像。在方言学上，它们是亲兄弟。
现在东北话和北京话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是东北话保留着过去的一些读音，比如东北人念“学”为XIAO，就是过去的幽燕音，北京人后来念XUE了，是受南方话的影响，东北人念“荣 ”为YONG，听着很侉，但也是古音（在音韵学上，“荣”是“喻母字”，本来就是这么念的）；有些则是受了满族话的影响，东北人“大舌头”，有些地方没有日母字，念成零声母，又只有“资雌思”没有“知蚩诗”，都是满语影响所赐。至于大连半岛的人把“知蚩诗”念成“基欺希”，那是在说胶东话，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东北话了。
在音调上，东北话在我这没接受过语音学训练的耳朵听来，弯儿有点复杂，特别是辽宁的一些地方，拐呀拐的，差一点就差挺多。比如在岫岩，“大爷”的“大”字重读时，指父亲的哥哥，这和我们的用法一样，“爷”字重读时，则指爷爷的哥哥：发音上一点点的不同，就差出一辈去。东北话——特别是开原以南的辽沈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二声特别多（这一特点大概和冀东话有些关系）。有一回，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患了疟疾，别人代他上折子求皇上赐药。康熙的批示上有这么一句话：“（金鸡纳霜）连吃二服，可以出根。”“出根”该是“除根”，皇帝写错字了，这可得起个哄，看来当领导的受写错别字，自古皆然。但为什么会误“出”为“除”呢？一到沈阳就明白了，沈阳话里“出”就是念二声的，康熙的汉话是小时候和汉军旗人学的，学的本就是沈阳话。
可惜电视剧里的康熙说一口广播学院式的标准音，一点也不动听。要是我来拍清宫戏，就让里边的人都操东北大腔，说不定更畅销些。头几年辽宁人演的“小品”戏流行，东北话已为广大关里人所熟悉。有两个招牌词，一个是“埋汰”，一个是“砢磣”。其实“砢磣”是北方的老词儿，元杂剧里就有的，不好算东北特色，而“埋汰”是从满语里来的。东北话语词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许多满语成分。说个最普通的例子，“挺”好的“挺”，人人都用的，又有谁会注意它是从满语里来的呢？在语法上的满语影响之一，则有谓语后置，关里人说的“你看不看”，东北人会说“你看不”，《红楼梦》里的“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都是例子。
字数限制要到了。最后在一个方面（游戏）再举数例：
《红楼梦》里写怡红院的丫头在炕上“抓（chua，三声）子”，这个游戏东北叫“抓嘎拉哈”，我小的时候玩过的。“嘎拉哈”是什么东西？这是满语，指动物腿上的距骨（据说这种游戏和萨满教的某种仪式有关）。读 chua 的“抓”在东北话里也指把散落的东西弄起来，如猪吃食的动作，也可以叫“抓”。我曾听北镇的一位老人家讲，当年张作霖发迹回乡，把银钱往地上一洒，意气风发地叫：“小子们抓吧！”用是就是这个“抓”字。
又如捉迷藏为什么叫“藏猫儿”？原来，“猫”也是满语词，意思是树丛。东北没有那么多房子犄角儿，孩子要藏起来，自然是藏在树丛里。至于有人论证北京话里的“猫腻儿”也是同一来源，我有些存疑，因为《金瓶梅》里出现过“猫儿头”，意思和现今的“猫腻儿”一样，似乎在暗示这个词是从山东那边来的。
还有一种红色的浆果，学名大概是酸浆草，东北孩子取其熟透时，捻弄软了，吸出里边的果肉，使剩一空壳，在嘴里“嘬响儿”，是一个季节的玩具。（但一般只有女孩儿才有这样的耐心，我就不行，只会吃。）东北叫它“红姑娘儿 ”（“娘”重读，三声），也简称“姑娘儿”。“红姑娘儿”早先北京也有的，清朝的纳兰性德还给它写过诗呢。小说《儿女英雄传》里的瘦和尚捋胳臂挽袖子，要打十三妹个“败火的红姑娘儿模样”，指的不是姑娘小姐之姑娘，而就是这玩艺儿。
■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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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q, 20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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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他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抒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胜可脱于人口，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也至少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国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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